麻溪港上，保潔人員正在打撈水葫蘆。本報記者許舜達攝

　　王江涇鎮、盛澤鎮兩地河長在麻溪港上聯合巡河。資料片

　　麻溪港河道沉積了40年的淤泥，在吳江、秀洲兩地的聯合攜手下，正在被逐步清除。資料片

　　盛虹集團2012年建成投運印染廢水中水回用節能減排項目，日處理污水2萬噸，印染廢水中水回用率達到70%。本報記者許舜達攝

　　錯綜復雜的水系，讓江蘇、浙江邊界地區多年的“水賬”，一直難以算“清”。因為水污染問題，兩地關系也一度劍拔弩張。原來的“掃門前雪”式治水，收效甚微。近年來，江浙兩地逐步打破界河間的行政“藩籬”，共同對流域水環境實現精細化治理、管控。

　　長三角一體化，從“水里”，逐步擴展到“岸上”

　　“吳根越角”，原指吳越故地之邊陲，后多泛指江浙一帶。唐代的杜牧，在《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一詩中開了此說的先河：“溪山侵越角，封壤盡吳根。”而近代的柳亞子，則在《次韻和謝老》中極為少見地提到曾經的硝煙：“吳根越角兵猶動，沅芷湘蘭意早傾。”

　　蜿蜒曲折的河流，如血脈般，將自古繁華的“吳根越角”緊密相連。在行政區劃上，河流則成為了許多縣（市區）的天然分界線。然而，錯綜復雜的水系，讓江蘇、浙江邊界地區多年的“水賬”，一直難以算“清”。因為水污染問題，兩地關系也一度劍拔弩張。

　　近年來，為持續改善交界河湖面貌，江浙兩地逐步打破界河間的行政“藩籬”，共同對流域水環境實現精細化治理、管控。2018年，隨著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共同治水還逐漸延伸到社會治理層面，一體化也從“水里”，逐步擴展到“岸上”。

　　昔日黑臭河上，曾經上演兩省邊界村民沖突

　　寬約30米、深約2米的麻溪港（上游河段稱清溪河），是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王江涇鎮與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盛澤鎮的界河。

　　金秋時節，站在兩地聯合巡河的船頭，只見河水緩緩流動，河道里停泊著三兩漁船，水鳥在水面上悠閑地滑翔。清澈的河水，倒映著河岸兩旁古樸的民居，一派柔美的田園風光，讓人心曠神怡。

　　遠望一灣清水、兩岸新綠，兩地人員不禁暢談起近些年來攜手治水的點點滴滴，同時就當前界河治理存在的難點以及未來雙方的合作方向，進行深入交流。

　　然而很難想象，短短幾年前，這里還是一條魚蝦絕跡的黑臭河。

　　“那時候上游下來的水特別黑，特別臭，村民別說用河水洗衣服，連洗腳都不行，洗完就會皮膚生瘡、潰爛！”69歲的王江涇鎮西雁村老支書陸阿弟感慨。

　　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因為水污染，今天清波蕩漾的小河上，10多年前曾經掀起巨大波瀾，震驚全國——2001年11月22日凌晨，浙江王江涇一帶的300多位村民自籌資金100萬元，動用8臺推土機、數萬只麻袋，自沉28條水泥船，截斷麻溪港，以攔阻來自江蘇盛澤方向的污水。

　　在筑壩攔污現場，河兩岸老百姓打出了“還我一河清水，還我魚米之鄉”“富了幾個老板，苦了千千萬萬”等橫幅，以抗議多年沒有解決的河流污染。

　　村民還自發組織了一百人次的護壩隊，日夜守在壩上。此事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后來被稱為民間“零點行動”。

　　村民薛元宵是“零點行動”的親歷者，當年在一家國營漁場擔任監事長。他回憶道：“忍無可忍，筑壩攔污是被逼的！上游盛澤企業的污水直排，導致下游一次就死了上百萬斤的魚，不少漁民一夜之間傾家蕩產。”

　　江浙邊界的水污染糾葛，起始于上世紀90年代。作為絲綢名鎮，上游盛澤的紡織印染廠林立，“日出萬匹，衣被天下”的盛名之下，日排放印染廢水一度超過10萬噸。一江污水向東流，下游王江涇鎮就成了污染承接者。

　　地處“吳根越角”的秀洲區和吳江區，水系相通，犬牙交錯的界河就長達39公里。錯綜復雜的水系，讓兩地多年的“水賬”，一直難以算“清”。

　　“像麻溪港這樣的跨省交界河，我們這有15條。”王江涇鎮原黨委副書記翁松剛介紹，這些河道之前都“病”得不輕。早些年，由于缺乏環保意識，工業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生產生活廢料隨意傾倒，一灣清水被染得烏黑、奶白，河中魚蝦、水生植物絕跡，交界河成了臭水溝，兩岸居民怨聲載道。

　　“你日出萬匹，我日死萬斤，矛盾就這樣產生了！”翁松剛說，早在“零點行動”以前，當地漁民就因為污水死魚的問題，多次到盛澤鎮政府乃至江蘇省政府上訪反映，卻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我們反映多了，上游也不敢明目張膽排污，每次趁著下大雨的時候偷排。結果每次下大雨，下游的魚就死光。”薛元宵告訴記者，因多次交涉無果，1995年，一些漁民抬著數千斤臭氣熏天的死魚跨過省界，扔到盛澤鎮政府門口、大廳、辦公室里……

　　“當時我們漁民苦不堪言！”提起當年辛酸委屈，薛元宵至今難掩胸中憤慨。

　　酷愛古詩詞的薛元宵，曾寫下一首《漁者所思》，記錄了當時無數漁民的切身之痛：

　　——輕舟依舊在，碧波難再現。秀水魚難養，回望浪驚心。環保連年呼，清水抵萬金。漁者數指盼，何時撒網歡？

　　“各掃門前雪”的治水方式，收效甚微

　　“零點行動”的發生，為江浙兩地的生態安全敲響了警鐘。為了還百姓一片綠水，2014年以來，浙江的“五水共治”與江蘇的“263”專項行動相繼展開。

　　轟轟烈烈的治水行動，讓江浙各自境內一條條曾經飽受污染困擾的河流，水質逐漸好轉。但污染嚴重的省際邊界河，卻遲遲未能得到有效治理。

　　“別的河道都干凈了，為什么遲遲不見治理邊界河？”村民們多次提出疑問，然而卻總是無疾而終。

　　在界河的上下游、左右岸，因為行政邊界的存在，治理責任不明，過去常常因此陷入“下游治理、上游污染”，甚至“三不管”的怪圈，以至成為省際邊界治理的矛盾多發地帶。

　　早在2012年，兩地就曾出臺《關于建立秀洲區、吳江市省級邊界環境聯合執法工作機制的意見》（注：當時為吳江市，后吳江撤市設區），開全國跨省合作執法之先河，并建立了邊界環境聯合交叉執法工作機制。

　　“雖然有了聯合執法，但當時是一種不信任的狀態，雙方不僅互相挑毛病，還互相推諉。”吳江區委書記李銘說，負責環保的鎮、村工作人員，彼此不認識，往往一些小問題不解決，慢慢變成大問題，最后難以解決。

　　王江涇鎮麻溪港鎮級河長孫琪記得，有一次，麻溪港上游漂下來大量污染物，他去盛澤鎮境內摸情況，是偷偷摸摸地駕著快艇去的，“怕引起盛澤方面的誤會”。

　　“以前‘各掃門前雪’式治水，收效甚微。”秀州區委書記吳燕表示，因為行政區劃的壁壘和體制機制的障礙，兩地因污染引發的矛盾持續了十幾年，不僅老百姓之間有矛盾，兩地政府部門也因為管理機制的限制，無法實現有效溝通。

　　水是流動的，污染物是漂動的，省際邊界治水不可能只靠“單打獨斗”。

　　打破行政邊界的阻礙，已經迫在眉睫。

　　2016年12月，中辦、國辦聯合印發《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秀洲、吳江兩地以此為契機，大膽實踐、積極探索省際邊界聯合河長機制，共同聘請58名聯合河長，對跨省河道綜合環境開展全方位排摸，全面掌握水質、污染源等基礎信息，建立“一河一檔”跟蹤河道情況。

　　2017年4月底，秀洲區與吳江區率先豎起省際邊界聯合河長制公示牌，兩地鎮級、村級河長聯袂上任。隨后，兩地全面實現區級治水機構、邊界鄉鎮、邊界村的“三級對接”。

　　“2017年上半年，我們開始和盛澤鎮的河長聯合巡河，而且建了微信群，發現問題后，可以第一時間上報給兩地相關部門，快速得到解決。”孫琪告訴記者，隨著交流增多，大家才逐漸放棄本位主義，開始真正“勁往一處使”，一些老大難“頑疾”很快迎刃而解。

　　2018年初，孫琪在與盛澤鎮圣塘村黨委書記張曉峰到麻溪港聯合巡河時，發現當船駛過時，螺旋槳攪起河底的淤泥，船尾泛起黑色的水流。經過測量，兩人發現河底淤泥的平均厚度達到了1.5米。

　　“這條河恐怕有40年沒清淤了，河床成為藏污納垢之處。抬高的河床也可能導致河道防洪斷面過小，無法滿足上游來水及片區雨季徑流的行洪需求。”看著眼前的河道，兩人不無擔憂，并隨即向各自的領導匯報，建議雙方聯合開展一次清淤行動。

　　短短數月后，經前期協商對接，兩地正式簽訂聯合治理麻溪港的合作協議，雙方共同出資1億元，攜手實施清淤疏浚。

　　“沉積了40年的淤泥，沒想到幾個月就全部清除了！效率這么高，關鍵還得靠兩地的攜手合作。”張曉峰說。

　　如今，“各聘”河長的模式已經升級為“共聘”河長，秀洲區與吳江區兩地也已實現跨界河湖聯合河長全覆蓋。

　　“只有樹立協同治水的理念，不推諉、不扯皮，以整個流域為單位加強管控，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省際河流水污染治理問題。”吳江區水務局副局長、河長辦副主任王舟告訴記者，截至目前，各級聯合河長已開展聯合巡河400余次，現場解決問題80余個。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水環境治理不僅是環境問題，實際上也是增長方式轉型、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雖然前期我們通過開展專項行動，在優化產業結構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難度依然很大。”……

　　記者調查時，江浙兩地干部均表示，跨界河湖水污染問題，看似在水里，但問題的根源在岸上。

　　曾經，噴水織機是一項惠及千家萬戶的富民工程。后來，再提噴水織機，則成了村民和政府的“心病”。尤其是當污染、耗能、違章建筑、安全管理等各種問題疊加而至時，噴水織機怎么管，成了無法回避的話題。

　　根據太湖流域管理局發布的資料顯示，上世紀80年代末，兩地交界處的水質尚處于三類狀態，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急劇惡化。來自上游每年約9000萬噸的污水，讓古稱“禾興”的魚米之鄉——嘉興上百萬畝農田失去農業用水，80萬人缺水喝，15萬人生活在污水區。

　　“‘零點行動’以后，上游污水排放適當收斂，下游百姓適當賠償，但后續噴水織機產業還在發展，污染沒有得到根治。”翁松剛介紹，2003年開始，兩地陸續建立聯合污水處理廠，對原來散戶噴水織機排放的劣五類水也進行截污納管。但是治標不治本，經過處理以后，排出的水還是劣五類。

　　一臺噴水織機，平均一天就能污染3噸水。

　　這是什么樣的水？澆菜菜死的毒水。這類水洗衣服，衣服發硬發黃。洗衣的人，腿腳潰爛。

　　而讓老百姓深感絕望的是，生態災難給江浙邊界的群眾健康，帶來巨大威脅。

　　“這些年，村里生癌癥病死的不在少數，有的才三四十歲，我們村說是‘癌癥村’也不為過。甚至有幾年鎮上征兵，村里連一個體檢合格的年輕人都找不出。”陸阿弟激動地說。

　　印染行業污水中的苯胺、揮發酚是強致癌物質——這是醫學常識。健康惡化，并非僅僅發生在幾個特殊的村莊。據嘉興市衛生部門提供的數據表明：2001年，嘉興市北部8個鄉鎮惡性腫瘤患病率比1996年上升了28.2%。

　　深受水污染困擾的那些年里，“糧倉”嘉興出現了本地人不吃本地米、本地魚，開放的湖河中無魚、無蝦，甚至連螺螄也絕跡的怪現象……

　　被污染的水，如同患癌的身體，疼痛不堪，面臨慢性死亡。

　　而要想活命，則必須咬緊牙關，對引發癌癥的病灶“痛下狠手”。

　　2017年開始，秀洲區和吳江區相繼開展散戶噴水織機的全面整治騰退行動，但關系到許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到處彌漫著不滿和抵觸情緒。

　　——有的企業主表示，自己從事這項工作快一輩子了，現在淘汰噴水織機，今后的生計怎么辦？

　　——不少當地老百姓怨氣很大：當年發動我們搞噴水織機的，是你們政府，現在不讓我們搞噴水織機的，還是你們政府，憑啥？

　　“我就是要靠這幾臺噴水織機吃飯的。你敲我飯碗，我也不讓你吃飯！”吳江區平望鎮噴水織機整治辦公室負責人龔瑞榮回憶，推進工作最困難時，幾十個被清退對象，連續數日圍堵在他的辦公室，撒潑鬧事，軟硬兼施，甚至以不讓他吃飯這種哭笑不得的方式相威脅。

　　“飯沒辦法吃不說。每天幾十個人輪番上陣，日常工作都沒辦法開展了。”

　　不得已，單位只好給龔瑞榮安排了兩個辦公室，一個用于辦公，一個專門用于接待。

　　還有幾個龔瑞榮相識多年的私人老板，悄悄上門來找他“開后門”，求他“網開一面”。

　　“開弓沒有回頭箭！”龔瑞榮告訴記者，面對壓力，他堅持一切按照規章辦，排放不達標的、沒有環評的，就堅決清退，絕不留情面。

　　黨委政府的治污決心，終于讓大家明白，這次不再有“僥幸”。而在噴水織機淘汰工作的不斷推進中，不少村民的思想觀念，也悄然發生著變化。

　　“對于噴水織機，我們全家的感情都很深，可以說是噴水織機養大了我和妹妹。”王江涇鎮荷花村村民湯偉峰說，但是淘汰噴水織機是大勢所趨，作為黨員干部，他肯定帶好這個頭。

　　荷花村村民沈建峰原本經營著15臺噴水織機，認識到噴水織機污染環境，有其行業發展的局限性后，他就停止了生產。

　　“趁著年輕，出去闖一闖，現在我們夫妻倆和別人一起合伙做生意，收入比過去還要高。”沈建峰說。

　　王江涇鎮市涇村黨支部原書記江海華說，在散戶噴水織機淘汰過程中，村里召開各種座談會上百場，共同探討“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幸福”。共識在討論中凝聚。“我左思右想，還是決定退，遲退不如早退。只有環境好了，鈔票才賺得安心。”

　　要想盡快摘掉“污紗帽”，重享碧水藍天，還離不開生產技術的革新。除了堅決關停散亂污企業，兩地也在引導更多印染紡織企業轉型升級。

　　盛澤鎮排污量最大的印染企業——盛虹集團有限公司先后投入8000多萬元，建成投運印染廢水中水回用節能減排項目，可日處理污水2萬噸，回用率目前已經達到70%；嘉興市鳴業紡織有限公司倒逼企業技術更新，優化工藝減少污水排放，在產量成倍擴張的情況下，污水排放總量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一。

　　據統計，2015年起，秀洲區累計淘汰噴水織機3.89萬臺，占總量的49.5%；吳江區累計淘汰噴水織機近10萬臺，關停淘汰“散、亂、污”作坊1.8萬家，73家印染企業累計拆除超排污許可范圍染缸1069臺，減少12.7%。

　　效果同樣立竿見影。監測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9年，江浙兩省交界蘇嘉運河王江涇國控斷面、斜路港國控斷面水質由五類提升至近三類。翁松剛介紹，5年前，王江涇鎮地表水還普遍是劣五類水，2019年實現了以三類水為主，而今年上半年，常態水質甚至達到二類水，水環境發生奇跡般的變化！

　　“現在水變清了，下河游泳的人也多起來了，大家找回了‘小時候的感覺’。”孫琪說。

　　令人欣喜的是，聯合治水還使得“仇家”變“親家”。吳燕介紹，聯合治水不僅化解了原來因水污染而造成的兩地恩怨、矛盾、糾紛，同時也把共同治水逐步延伸到社會治理層面，雙方的鎮村干部會互相到對方鎮村進行講課、掛職交流。

　　如今，重新站在麻溪港，眼前是一汪清澈溪流，碧波蕩漾；詩意如同青青楊柳，隨風而動。面對生態新氣象，酷愛作詩的薛元宵，也忍不住發出新感慨：

　　——昔堵麻溪水，今見測水關。江浙形不離，濁清向東歸。肥鳙忍游離，撒網漁舟晚。秋水十年望，唯有夕陽美！

　　汾湖不“分”，水清人親吳越為一體

　　從蘇州市吳江區黎里鎮汾湖灣村南眺，可以望見太浦河沿線開闊的汾湖，十幾米外的對岸，便是嘉興市嘉善縣陶莊鎮湖濱村。兩村傍水為鄰，靠一座長約80米的南柵壩相連，壩上立著路樁，僅容一輛小汽車通行。

　　“吳根越角”，雖坐擁江南水鄉的美景，卻并非全然是詩意般的浪漫。

　　公元前五世紀，吳越兩國互相攻伐，積怨殊深。而現在的汾湖，當年名為分湖，是吳越兩軍對壘的前線。傳說吳國國相伍子胥曾在此筑點將臺，操練兵馬與越國交戰。

　　盡管汾湖兩岸百姓語言相通、習俗相同、相互通婚，過去卻一直紛爭不斷。汾湖灣村黨總支書記沈曉華介紹，1999年，兩村因取水等矛盾，數百個村民聚集在南柵壩，發生了群體性沖突。“最后花了大力氣，才把事情平息下來。”

　　湖濱村黨總支書記楊建國告訴記者，由于在交界的汾湖“磕磕碰碰”不斷，以前兩村之間多有不和，甚至村民走親訪友的頻率一度都減少了。

　　“過去每到10月、11月，河道里就布滿了瘋長的水葫蘆。但交界處的河湖身份尷尬，大家都視而不見，淤在哪，哪倒霉。”沈曉華說。

　　2018年，雙方以聯合治水為突破口，不僅讓汾湖水質明顯好轉，而且讓兩個曾經的省際矛盾村，成為毗鄰村聯合共治的“示范區”。如今，大家互通有無、協商共議，一條河流兩地共治。

　　千年過后，汾湖依然是“分湖”，卻又不再是“分湖”。在汾湖上，比共治水葫蘆更深層次的協作，正在緊密進行著。

　　盡管仍然是江蘇和浙江兩省的邊界，借助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的東風，汾湖不再是兩岸村落相互推諉的“矛盾點”，反而成為聯合共治的“示范湖”。

　　水變清，人相親。河湖治理成效初顯，合作交流也從河里，延伸到岸上。

　　2019年6月，汾湖灣村等鄰近江浙滬六鎮18個村，聯合共建“吳根越角”黨建生態圈。毗鄰三地干部以黨建為引領，聚焦生態環境、要素共享、民生實事等諸多層面，開展多元合作：干部互派互掛，互相交流經驗；共同出資修繕危橋，方便百姓出行……

　　嘉善縣西塘鎮鴉鵲村村委員會主任卓娟英介紹，前幾年，不少村民違規散養生豬，村里一年到頭臭氣熏天，大家苦不堪言。一個地方查起來，他們就跑到隔壁省“打游擊”，地方上屢禁不止。“現在周邊村都聯合起來，對違規散養‘人人喊打’，讓其無處可躲。”

　　黎里鎮蘆東村黨委副書記楊衛康告訴記者，過去邊界上沒人管，個別企業跨省偷倒工業垃圾、建筑廢料的情況時有發生，無奈村干部也追責無門。“如今跨省偷倒垃圾的現象幾乎絕跡，村民們的眼睛都盯著，邊界就是我們共同的家。”

　　曾經省際治理的陰暗角落，如今成為社會治理的榜樣模范。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卻又切切實實發生了。

　　“最早是聯合治水，今年是共同‘抗疫’。”沈曉華表示，疫情期間，依托黨建生態圈，汾湖灣村積極與周邊的交界村開展聯防聯控，編織線上、線下兩張跨省“防疫網”。在曾經發生群體性沖突的南柵壩上，他們設立了江浙兩省的聯合防疫卡口，以守護兩岸村民的平安。

　　而靜靜的汾湖，也見證了兩地百姓攜手“戰疫”的情誼。（沈錫權、許舜達、陸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