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鄉(xiāng)村孩子的夢想

　　公益項目“巴別夢想家”發(fā)起人、北京姑娘璐瑤扎根廣西偏遠鄉(xiāng)村的11年

　　11年前，璐瑤在支教學校的宿舍里工作，沒見過電腦的學生們好奇地圍上來，她用筆記本電腦前置攝像頭拍下了這張合影。受訪者供圖

　　扎根偏遠鄉(xiāng)村，她力圖找到一種方式，幫助解決鄉(xiāng)村教育的封閉問題——這是她的夢想

　　聽上去如此雄心壯志，但這個在英國讀完管理和金融兩個碩士學位回國的北京姑娘，用11年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一個立志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普通年輕人，可以積聚多少能量

　　“其實我沒想過實現(xiàn)一個夢想，得付出這么多代價。我的健康、青春、愛情……”璐瑤在夏日陽光中揚起臉，目光晶瑩。講起有一年，留學時的同學聚會，她因為忙著開營回不去，“大家都過得很好，但一個同學對我說，我好羨慕你，我們這么多人里，你是我知道的唯一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的人。我說，我也覺得自己挺值得羨慕的。”

　　8月底，一場名為“非凡普通人——推動社會改變的力量”的攝影展在北京舉行，展出照片全部來自擔任過兩屆“荷賽”（世界新聞攝影大賽）評委的攝影師王身敦。

　　過去5年，他用鏡頭記錄了一群在中國各地長期從事公益事業(yè)、探索社會問題解決之道的普通人，贊嘆他們“非凡”的生活方式，并想起日本作家鹽見直紀的那句“一定有一種生活，可以不再被時間或金錢逼迫，回歸人類本質(zhì)；一定有一種人生，在做自己的同時，也能貢獻社會。”

　　璐瑤是被記錄的對象之一。從25歲到36歲，這個北京姑娘已經(jīng)陪伴了一群鄉(xiāng)村孩子11年。

　　扎根偏遠鄉(xiāng)村，她力圖找到一種方式，幫助解決鄉(xiāng)村教育的封閉問題——這是她的夢想。聽上去如此雄心壯志，但她11年來的努力，足以讓我們看到，一個立志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普通年輕人，可以積聚多少能量。

　　“鄉(xiāng)村教育的根本問題不是貧困，是封閉”

　　2009年初，25歲的北京女孩璐瑤從英國讀完管理和金融兩個碩士學位回國，在正式踏入社會、當個小白領前，決定先到鄉(xiāng)村支個教。

　　她報名參加團中央的西部計劃，因為回國晚、報名遲，這年沒招滿支教大學生的地方只剩兩個，一個在廣西，一個在甘肅。

　　北方人嘛，覺得甘肅氣候更好適應，她打電話問當?shù)貓F委，“你們對志愿者有什么要求啊？”

　　接電話的人很幽默：“就三點，能吃土豆，會吃土豆，愛吃土豆。我們這邊別的沒有，就土豆多。”

　　她被逗得哈哈笑，改了主意去廣西。

　　璐瑤不愛吃土豆，她有點挑食，愛干凈，在別人眼里多少有點“嬌氣”。曾經(jīng)14歲下鄉(xiāng)插隊的父親總覺得女兒這代人打小在蜜罐里泡大，不知人間疾苦，也吃不了苦，她對此很不服氣。

　　去農(nóng)村支教，是璐瑤一直以來的愿望。

　　她對志愿服務有長久的關(guān)注，讀大學時，每周末會去盲校做志愿者。但在人生的頭25年，除了鄉(xiāng)村旅游，她沒接觸過父親口中那種“真正的農(nóng)村”。

　　璐瑤要去支教的地方，在廣西百色田陽縣巴別鄉(xiāng)，缺水、缺耕地、交通閉塞，當時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400元，她要教的學生90%是留守兒童。

　　春節(jié)后，給璐瑤送行，兩個發(fā)小當著她的面打賭，一個賭她待不到3天就得逃回來，另一個賭7天。

　　但璐瑤想跑回北京的時刻只有在支教學校的頭一晚。那天晚上，在自己枕頭上看見一只拳頭大小的紅毛蜘蛛，她發(fā)出穿透宿舍的尖叫，引來一群孩子圍觀。

　　后來，她發(fā)現(xiàn)學校里還有許多其他小動物，為治老鼠她養(yǎng)了只貓，為治蜈蚣她養(yǎng)了只雞。

　　英語課總上自習，或由其他科老師代課的孩子們有了一個北京來的英語老師。

　　第一節(jié)課，璐瑤給學生看家鄉(xiāng)北京的照片，有孩子大聲問：“老師，為什么這個地方是平的？”

　　“我很震驚，生活在大山深處，他們甚至不能想象世界上有些地方是平的。”她思考支教半年能留下點什么，“我希望讓他們對未來多一點想象。”

　　十年后，提起璐瑤的第一節(jié)課，好幾個當年的孩子——阿國、“秘書”、蘇童，都清楚記得，她教的第一個單詞是“Dream”。她說，“以后可以不記得我是誰，不記得我教過什么知識，但請記得這個詞。”

　　“她讓我們猜它是什么意思，我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來。最后她告訴我們，它的意思是夢想。第一次有人告訴我，這個東西很重要。”蘇童說。

　　在巴別鄉(xiāng)的每一天，璐瑤都有新的發(fā)現(xiàn)和感受，尤其當她開始家訪，走遍全鄉(xiāng)13個村子，她感覺，“每天都有東西咚咚咚地撞擊你的心靈。”

　　去寶寶家，進門是一張桌子，一張床，一個孩子。父母雙雙在外打工，十歲的男孩在長輩親屬幫助下獨自生活。“家里誰砍柴？誰煮飯？誰掃地？”“我自己。”

　　在“秘書”家，問這個12歲的孩子夢想是什么，“我不知道夢想是什么。長大可以養(yǎng)豬、種玉米。”

　　艷艷發(fā)燒了，用手摸摸她的額頭試溫度，小姑娘突然就哭了，爸爸在外打工，媽媽離開了家，這樣的觸摸陌生而溫暖……

　　紛雜的情緒在璐瑤心里積累，終于在一個清晨爆發(fā)。在那個起晚了的早上，她從宿舍出來，一眼看見一群孩子捧著飯缸、蹲在樹下，埋頭吃早飯。他們有的光著腳，有的穿著破舊的鞋，身上臟臟的。他們背后，是極美的青山白云藍天。

　　“我腦海里一下閃現(xiàn)小時候常在北京看見的建筑工人蹲在工地門口扒盒飯的畫面。”想到這可能就是這些孩子的未來，她眼淚唰地流下來。

　　這不公平。她想，憑什么？孩子生來有被陪伴，被愛的權(quán)利，未來該有無限可能。他們沒做錯任何事，他們的家庭在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付出了。在村子里，老人沒有子女，孩子沒有父母，可他們沒得到應得的。因為成長在貧窮鄉(xiāng)村，他們?nèi)鄙賽圩o、信息閉塞、教育資源和發(fā)展機會匱乏，對未來的可能性一無所知。

　　“過去，我認為鄉(xiāng)村教育的根本問題就是貧困，是孩子上不起學、買不起書。但那時，我發(fā)覺比貧困更要命的是封閉。”

　　在封閉的世界，孩子沒有足夠的想象力談論夢想。他們親眼所見的人生道路，要么是像爺爺奶奶一樣種地，要么是像父母一樣打工。第三條路是學校老師講給他們聽的，要考大學，但他們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學，也不知道考上大學后做什么。

　　許多年后，璐瑤覺得，在那個莫名其妙哭到不能自已的清晨，冥冥中像有人告訴她：我們來做點什么打破這種封閉，如果這些孩子看不到未來的可能性，我們讓他們看到。

　　這成了她的夢想，也讓她的人生拐向另一個方向。

　　“我解決不了幾百萬人的問題，我解決幾個行不行？”

　　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想幫貧困鄉(xiāng)村的孩子們打破封閉，這可能嗎？

　　最開始，璐瑤也沒什么特別的辦法。

　　在臨近支教結(jié)束的一次家訪路上，她跟同行的本地老師說，想發(fā)起一個助學項目，幫巴別的孩子聯(lián)系一對一的長期捐助人。

　　那位老師的反應是：你能堅持多久？

　　他見多了來來往往的支教大學生、一時受觸動說要捐錢的熱心人，和許多為期一兩年、效果微茫的助學行動。

　　“我被問懵了。”璐瑤說，“我說我不知道，但我愿盡最大努力，一直堅持下去。”

　　在當?shù)乩蠋焻f(xié)助下，她發(fā)起“巴別夢想家”項目。2009年7月，支教結(jié)束，璐瑤帶著130多份走訪來的巴別孩子資料回到北京，為他們尋找一對一捐助人。

　　她要求捐助人在所捐助孩子成年前的長達十年左右時間里，除了每月提供150-250元的助學金，還要與孩子保持聯(lián)系，做其情感陪伴的伙伴和接觸世界的窗口，決不能半途而廢。

　　這種“陪伴成長”的要求，和她有限的“資源”，使得第一批得到捐助的孩子只有8個，捐助人全是璐瑤的親戚，包括她的父親、小姨、叔叔和嬸嬸。一年后，數(shù)字上升到31個。

　　回京后，璐瑤在北京金融街一家投行上班。在山里待久了，城市變得陌生，她覺得金融街的樓高得能叫人閃了脖子，走路時，幾次撞上大廈透明的玻璃門。金融業(yè)是個閃耀著金錢光輝的行業(yè)，每天對著電腦，看財富的聚集和再分配，她總會想起巴別的孩子們，比較此地彼地，像做著一個沒醒的夢。

　　整個人被撕裂，璐瑤覺得痛苦，“這明明才是我該走的路，可我難受。”

　　干了幾個月，她放棄掙扎，辭職去一家公益組織，工資起碼打了三折，但她得以學習怎么做公益項目，怎么更好地幫助鄉(xiāng)村孩子。

　　日益感受到一對一助學不足以解決封閉問題，“信息來源單一，而且是虛擬的，孩子們只能聽說，不能親身體驗。”2011年，璐瑤開始辦參與式工作坊，組織夏令營、冬令營，請受助學生免費參加。

　　此后至今，每年寒暑假，“巴別夢想家”的孩子都會聚在一起“開營”，每場大營主題不重復，由璐瑤等組織者和孩子們共同設計，包括：與世界和解，走進社會、家、故鄉(xiāng)和城市，認識我自己……

　　2020年夏令營，他們選定的主題是法律，“不做平庸之惡，實踐智慧與善”，孩子們以破案偵探等身份，在游戲中學習法律知識，了解真實案例，培養(yǎng)公民意識。

　　只做室內(nèi)活動還不夠，“打破封閉，要走出去。”2013年起，璐瑤每年帶幾乎沒離開過家鄉(xiāng)的孩子們出去游學。第一回，他們?nèi)サ哪蠈帲⒆觽児淞丝萍拣^、動物園、廣西大學，為了省錢，晚上6個人擠住一個標準間，但所有人都高興得要命。

　　去城市游學參觀也不夠，她覺得打破封閉還得接觸真實社會，2014年開始，“巴別夢想家”的孩子每年都要參加社會實踐。第一次實踐活動，是把他們帶到百色市的公園，分成幾個4人小組，每組給500元啟動資金和6小時時間，比賽在城市里賺錢。

　　有小組賣花，有小組賣藝，有小組在公園門口以5塊錢一個的價格買氣球，然后站在賣家旁邊嘗試6塊錢一個賣出去。

　　鼓起多少勇氣，才敢跟陌生人搭話，碰了多少壁，甚至被當成騙子，委屈地大哭，最后還虧了本……“但這不就是真實的學習嗎？”璐瑤說，有小組賺了13塊錢，成員們高興壞了，說是人生第一桶金。

　　在社會實踐中，這群鄉(xiāng)村孩子服務家鄉(xiāng)的社區(qū)，體驗城市的生活。他們親歷打工者的一天，去農(nóng)貿(mào)市場分揀圣女果，去餐廳后廚幫忙；他們做鄉(xiāng)村調(diào)研，給家鄉(xiāng)拍紀錄片，采訪村里老人的故事……

　　轉(zhuǎn)變悄然發(fā)生，有孩子發(fā)現(xiàn)：“我不再害怕新挑戰(zhàn)，因為這些在‘巴別夢想家’早已嘗試過。”

　　經(jīng)過6年摸索，璐瑤總結(jié)出一套路徑，她認為“巴別夢想家”通過創(chuàng)造一個社會化學習的實踐共同體，探索著鄉(xiāng)村教育封閉問題的解決方案。

　　“我們對社會化學習的定義是，把學習者浸泡在復雜、多元、真實的社會情境中，通過持續(xù)不斷的體驗和實踐所發(fā)生的學習。”璐瑤說。

　　在長期舉辦的大量參與式活動里，他們一次次模擬一個鄉(xiāng)村孩子從邊緣到融入社會的過程，通過推動孩子在集體中的身份轉(zhuǎn)變實現(xiàn)他們的學習、蛻變。

　　2012年，為賺取資金辦工作坊，也為了擴展捐助人資源，璐瑤離開公益組織，進了上海一家上市公司。

　　工作強度大，她常來不及倒時差地到歐洲出差，還要去巴別帶孩子們開營，但翻看她那兩年的微博，不時會看到幾句興高采烈的“我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越來越清晰”“多累的時候看到巴別的照片都覺得如沐春風”“半夜做夢夢到‘巴別夢想家’茁壯成長，居然笑醒”。

　　2015年，糾結(jié)半年后，璐瑤不顧勸阻，辭職回廣西，全心投入“巴別夢想家”項目。

　　這一年，璐瑤32歲。她說自己心里其實很害怕，但又怕再過幾年，更沒勇氣，“對夢想的渴望能戰(zhàn)勝恐懼和孤獨。”

　　“有的事情，看到了沒法裝沒看到。假如我從沒去支教，我知道社會上有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但我也可以繼續(xù)過自己的生活，可我確實看到了。我可以裝傻，所有人都可以裝傻，然后呢？社會是個共同體，鄉(xiāng)村留守兒童有幾百萬人，他們最終都會進入社會。誰都想獨善其身，但誰都沒法真的獨善其身。我解決不了幾百萬人的問題，我解決幾個行不行？每個人都這樣想，社會是不是就不一樣了？”璐瑤說。

　　“教育的客體不是孩子，是環(huán)境”

　　璐瑤從沒要求“巴別夢想家”的孩子學習多用功，考試考多少名，但從結(jié)果看，他們總帶來驚喜。2015年，“夢想家”第一次有適齡參加高考的孩子，5人全部考入大學，阿國考上中央民族大學，成了巴別鄉(xiāng)30年來首個考到北京讀大學的考生。此后，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地質(zhì)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幾乎每年都有“夢想家”的孩子考到北京。

　　2016年，11個“夢想家”成員參加高考，全部考入大學，全鄉(xiāng)僅有的兩名考入全國重點大學的考生都在其中。

　　好消息每年都在繼續(xù)。

　　加入“巴別夢想家”時，孩子們還是小學生，其中還有后來差點被學校勸退的“差生”，為什么他們都能考上大學？“就因為他們是自己想上，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見識過世界后，他們內(nèi)生的動力被激發(fā)了，這些成績不都是‘夢想家’的功勞，我們只是提供了一種學校和家庭之外的有所助力的環(huán)境。”璐瑤說。

　　她覺得每個孩子都是粒種子，給予陽光、水和土壤，都能發(fā)芽。

　　一定程度上，這些孩子打破了人們對留守兒童的刻板印象。在大學，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為學校社團的領導者、活躍分子和班委，“當了各種部長，所以我們‘夢想家’理事會的微信群群名就叫‘神仙和各種部長’。”璐瑤說。

　　理事會是2016年“巴別夢想家”登記為“廣西夢想家鄉(xiāng)村貧困青少年關(guān)愛中心”，成為省級公益組織后，通過公開競選選出來的，成員除了璐瑤，全是年滿18周歲的“夢想家”孩子，他們參與所有決策，共同管理這個機構(gòu)。

　　“所以，當人們說農(nóng)村孩子到大學后會自卑，會不適應，沒有責任感……這到底是孩子的問題還是環(huán)境的問題？教育的客體不是孩子，是環(huán)境，教育者要把勁使在環(huán)境上。”

　　提到“大環(huán)境如此”已成為一種方便的借口，璐瑤說：“我們忘了自身對大環(huán)境的責任，忘了每個人都是一個環(huán)境。”

　　近幾年，早期加入“夢想家”、現(xiàn)在已考上大學的鄉(xiāng)村青年們——他們被叫作“出欄夢想家”，紛紛在學習工作之余，回故鄉(xiāng)服務更多鄉(xiāng)村孩子，成為運營“巴別夢想家”項目的主力軍。

　　這也成了“巴別夢想家”最獨特的地方，給予其生命力。

　　曾經(jīng)，璐瑤是個孤獨的夢想家，在人生地不熟的田陽，帶著迷茫獨力支撐著這個前路未卜的機構(gòu)。最初，她近乎奢侈地投入多年光陰，陪伴了不到100個鄉(xiāng)村孩子。直到2017年，機構(gòu)九成資金來自個人捐贈，她很難從基金會籌到款，人們質(zhì)疑她的模式不成規(guī)模，效率低下，難以復制。

　　但現(xiàn)在，“夢想家”的孩子們回復了這些質(zhì)疑。過去3年，幾十個“出欄夢想家”動員了超過600名大學生志愿者，服務了約兩萬名鄉(xiāng)村學生。像璐瑤做過的那樣，他們發(fā)起、設計和組織工作坊，他們?nèi)ムl(xiāng)鎮(zhèn)學校辦閱讀活動，他們遷移服務鄉(xiāng)村孩子的經(jīng)驗，為同樣渴望打破封閉的鄉(xiāng)村教師們做教師工作坊……“巴別夢想家”開始得到中國扶貧基金會等機構(gòu)的支持，2020年，他們在百色市教育局支持下，把夏令營從田陽縣搬到百色市。

　　回顧過往，看著當年個頭不及自己腰間的孩子長成可以依靠的臂膀，璐瑤覺得很奇妙。她想，自己是“巴別夢想家”從0到1的1，現(xiàn)在的“出欄夢想家”是從1到N的N，那N的N次方又會是什么樣？

　　她有點佩服自己11年來的堅持，感激“夢想家”的孩子們在她無數(shù)個人生至暗時刻里帶來的溫暖。

　　當說好要一起回田陽辦“夢想家”的同伴突然說“我不去了”；當免費提供服務，支持了近十年的孩子家長背地里說這些人最后肯定要騙錢，現(xiàn)在是還沒到時候；當有人對單身的她指指點點，惡意揣測她的私生活；當有人不信世界上有做事不圖錢的人，不肯看他們的第三方財務審計報告，就斷言他們的財務一定有問題；當她從2018年開始給全職員工發(fā)工資，被質(zhì)疑公益組織的人怎么能領工資……是孩子們的溫暖支持她走到今天。

　　璐瑤永遠忘不了2017年夏天，有伙伴離開，開營不順利，她高燒不退，在筋疲力盡的夜晚，坐在辦公室里嚎啕大哭，被“秘書”撞見。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當初的選擇到底對不對，值不值？”她問。

　　“就算今天‘夢想家’關(guān)門了又怎么樣？我的命運已經(jīng)改變了。阿國、佑佑、亮，我們的命運都已經(jīng)改變了，難道這還不夠嗎？”“秘書”說。

　　“那些更小的孩子們怎么辦？”她又問。

　　一年后，2018年9月，“秘書”放棄在南寧工作的機會，回到家鄉(xiāng)，成為“巴別夢想家”在璐瑤之外的第一個全職員工。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沒有老板我會在哪里？在做什么？也許像許多村里的小伙伴們一樣，早已出去打工，甚至成為小混混了。所以我認為老板的選擇是正確的，不然怎么會有今天的我們。”這個今年24歲，被“夢想家”的伙伴們?nèi)×司b號“秘書”，以至于一些小孩子忘記他的大名叫蘇光富的年輕人說，他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想要承擔更多責任，服務更多像自己一樣的孩子。

　　“離開是為了回來”

　　今年8月，經(jīng)由“巴別夢想家”理事長璐瑤提名與全體理事合議，蘇光富被推選為第二任理事長。

　　在朋友圈里，璐瑤寫道：“發(fā)起‘夢想家’是我做過的最牛的事情，直到我交出‘夢想家’。”

　　這種“交出”有過一回預演，去年冬天，在其他“夢想家”同伴幫助下，“秘書”首次在璐瑤不在場時，統(tǒng)籌了整場寒假大營。

　　2019年1月，璐瑤被診斷出腫瘤早期，住進醫(yī)院做手術(shù)。她拿著病理報告單問醫(yī)生手術(shù)能不能等過完寒假她辦完工作坊再做，“命是你自己的。”醫(yī)生說。

　　“你看，現(xiàn)在疤還在。”指著脖子上的疤痕，璐瑤爽朗地笑著講起這段經(jīng)歷，在腫瘤醫(yī)院的十幾天，她每天晚上在熄燈后躲進廁所，通過視頻遠程跟進大營進展。順利結(jié)營那天，視頻電話里，她和“秘書”對著屏幕泣不成聲。

　　今年理事會換屆后，很少在別人面前掉淚的新任理事長發(fā)表完就職演講，又一次對著前任理事長大哭，璐瑤說：“‘秘書’，謝謝你，沒有你，我不知道現(xiàn)在的自己是什么樣。”“秘書”說：“彼此彼此。”然后哭得更厲害了。

　　“走到今天，我們真的太不容易了。”璐瑤說，就從那一刻，她覺得自己11年前的夢想已經(jīng)實現(xiàn)，孩子們打破了封閉，改變了命運，而且改變命運的孩子們回來了。

　　“離開是為了回來，為了那些在我們身后無法走出去的人們”，如今，這句話是“出欄夢想家”們共同的格言，被他們一再講起，也通過各種方式付諸實踐。

　　一位參與了今年法律夏令營的志愿者感嘆：“在這些少年面前，不少大人可能都會被逼出心靈深處的一種‘小’來。”

　　璐瑤認為，這句話的精髓在于，這些來自鄉(xiāng)村的年輕人不是只追求個人利益和階層流動的“逃離者”，他們愿意為家庭、為家鄉(xiāng)、為社會擔責。

　　“巴別夢想家”像一個魔術(shù)箱，一群孩子進去了，出來了，改變了。11年中這個社群的哪些舉措最有效？怎樣讓一些偶然成為必然？

　　“出欄夢想家”們正在研究這一課題，嘗試從他們親歷的11年實踐里提煉經(jīng)驗，創(chuàng)立可推廣的理論模型，將之分享給全社會。

　　他們計劃2021年通過展覽等形式，向公眾呈現(xiàn)研究成果，包括他們共同撰寫的十年發(fā)展故事集、十年變化紀錄片……他們期待為社會提供一種解決鄉(xiāng)村教育封閉問題的方案，喚起更多人對鄉(xiāng)村貧困青少年的關(guān)注。

　　有孩子跟璐瑤表達了做“巴別夢想家”全職工作人員的想法，“我希望‘夢想家’能成為一個好的工作機會，保證薪資待遇，提供成長機會，不要讓大家覺得回來是種犧牲，這是我正在努力做的。”璐瑤說。

　　回想20歲的自己，她開玩笑說最初的夢想是“不勞而獲”，每天吃吃喝喝、到處旅游，過悠閑的日子，可人生的際遇如此不可思議。

　　“其實我沒想過實現(xiàn)一個夢想，得付出這么多代價。我的健康、青春、愛情……”璐瑤在夏日陽光中揚起臉，目光晶瑩。講起有一年，留學時的同學聚會，她因為忙著開營回不去，“大家都過得很好，但一個同學對我說，我好羨慕你，我們這么多人里，你是我知道的唯一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的人。我說，我也覺得自己挺值得羨慕的。”

　　她跟父母講，你們該為我驕傲啊。因為沒照顧好身體，父親至今都生她的氣，母親很心疼她。“這11年是值得的。”璐瑤說。

　　2009年去巴別鄉(xiāng)支教時，她聽人講了個故事，說之前來的志愿者覺得這里太窮太苦了，就在學校門口的小黑板上寫了一句“巴不得別離”。第二年來的志愿者，覺得這里風景美，人很淳樸，在黑板上加了一個“開”字，變成“巴不得別離開”。

　　輪到璐瑤的時候，她確實沒離開，而是創(chuàng)辦了“巴別夢想家”，“夢想家的意思有兩個：一是每個孩子都是夢想家，二是它是孵化夢想的家。”（記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