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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鄉村教育仍在“失血”：適齡學生流失、老師無心戀教、學校不斷萎縮……盡管近年來不少農村地區校舍等硬件設施有所改善，但與城區教育資源的投入、教育質量的提升相比，差距仍在持續擴大。

　　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薄弱環節和短板在農村。鄉村教育不興，脫貧攻堅的效果要大打折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面臨阻礙，甚至影響“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朝著這一目標，我們任重道遠。

鄉村教師陳申福：將“愚人村”的帽子脫掉！王全超攝

　　來的不一定留下，走的一去不返

　　“止血”鄉村義務教育之一

　　教育強，方能國家強。近年來，隨著各級財政持續投入，鄉村教育事業步入發展新階段。在廣大農村地區，嶄新的校舍成為不少地方最美的建筑，鄉村教師待遇正穩步提高。今年兩會上，如何更好地發展鄉村義務教育，也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然而消除城鄉教育差距并非一朝一夕，半月談記者最近走訪山東、河南、重慶等地發現，鄉村義務教育仍面臨教師隊伍不穩定、年齡與學科結構不合理及適齡學生流失等問題，亟待進一步通過深化改革，筑牢基層基礎教育根基。

　　生源流失：硬件改善難以遏制進城讀書潮

　　近年來，很多縣市，農村學生進城讀書現象已持續多年并愈演愈烈。盡管一些地方不斷改善農村學校的硬件條件，但仍然無法遏制農村學校生源加速減少的趨勢。

　　重慶市榮昌區銅鼓鎮高山村村小建于上世紀70年代，當時有4個教學班共計180人左右。2000年以來，學生逐年減少，目前一二年級加上學前幼兒班，一共只有17個學生。不少高山村村民搬到山下居住，“那里的教學水平更接近城市，孩子有更多可能考上大學”。

　　2014年年底，半月談記者曾走訪河南嵩縣舊縣鎮溝門小學、車村鎮紙房小學和佛坪小學，當時，有些小學地面還未硬化，教室也沒有安裝空調。此次記者再次回訪這3所學校，看到學校的地面均進行了硬化，教室都裝上了冷暖空調、配備了電子白板，紙房小學還進行了擴建，新教學樓即將竣工。

　　然而，學校生源的流失現狀并未得到明顯改善。溝門小學所在的溝門村去年8名適齡兒童中有5名在溝門小學讀書;佛坪小學所在的佛坪村在本村讀書的學生占比不到一半。佛坪小學教師申德智告訴記者：“留在這里讀書的一般都是家庭條件不太好的孩子。”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為送孩子進城讀書，農村稍有條件的家庭都去城里買房，買不起房子的家庭則邊讀邊看，孩子課業表現好，值得培養，合適的時候就帶到縣城讀書，母親租房陪讀。

　　師資出走：培養得越好，調走得越快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農村地區適齡學童的流向，學校硬件設施并不起決定作用。城鎮學校之所以展現出強大的虹吸效應，關鍵在于城鄉師資條件的差異。農村教師短缺讓學生流失，農村學生流失又令基層師資不穩，類似惡性循環在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

　　河南師范大學2016年對商丘柘城縣開展一項調研。調研顯示，農村小學教師流失集中在30歲至45歲的優秀教師人群，占比達到51%。近年來分配到各農村學校任教的大中專畢業生緊隨其后，占到38.5%。

　　山東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仲紅波表示，受制于發展前景、工資待遇、生活條件等因素，農村教師隊伍流動性較強。部分農村教師住在城里、教在鄉下，一門心思想辦法往城里調動。

　　河南嵩縣教育局副局長張勞吾認為，農村特崗教師、骨干教師的流失需引起重視。他說，近年來嵩縣特崗教師流失率約15%。由于特崗教師面向全國招考，外省籍教師成為主力。“最開始黑龍江、陜西、山西等省都有人報考，有些孩子把嵩縣想成了嵩山。到這里一看，條件太苦，就走了。”

　　許多農村中小學負責人表示，農村中小學如同一塊跳板。偏遠鄉鎮的教師，往城鄉接合部學校跳;城鄉接合部的老師，往城鎮建成區學校跳。農村優秀骨干教師，大多流向了鎮區、城區學校。嵩縣教育局師訓股股長付險峰說，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不培養不行，但培養好了，他可能就想辦法調走。培養得越好，調走得越快。

　　“這樣一級一級往上‘抽血’，老師們又都拼命往上擠，最下面的這層就空了。”一位農村小學校長憂心忡忡地說。

　　留下的人：一面堅守，一面操心誰來接班

　　年近60的陳申福是重慶市城口縣龍田鄉倉房小學的一名鄉村教師。1981年，陳申福從城口中學畢業，成為了倉房村的第一個高中生。倉房村是秦巴山區腹地一個典型的貧困村，20世紀80年代，當地人九成以上是文盲，“愚人村”的名字不脛而走。

　　1984年，陳申福成為倉房村的一名鄉村教師，一干就是30多年。在大多數時間里，倉房小學就只有陳申福一名教師，于是他既做“通課老師”，又當“知心保姆”，學生們的所有課程他全上，做飯、打掃衛生、接送學生等后勤工作他都做。

　　2019年，陳申福將退休，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位好老師來接替他的工作，繼續建設倉房村的教育事業。

　　今年1月，重慶市榮昌區銅鼓鎮高山村村小的譚澤光老師，面對著一年級的3個孩子，講完了他的最后一課。此前，61歲的他與其他兩位老師每人帶一個班級，一人擔起了語文、數學、美術、體育等課程。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為了留住村小老師，近年來政府提高村小教師收入待遇。譚澤光的月收入是5100元，與重慶主城區社會平均工資基本持平。因為高山村小學山高路遠，老譚能拿到最高一檔補貼，每月400塊錢。

　　接替譚澤光的是歐陽慶川與熊英，他們都是拿到大學文憑的師范學校畢業生。他們雖然擔起了這所村小的教學工作，但還要考慮今后夫妻兩地分居與子女教育等問題怎么解決。

　　“我們是國家的鄉村教師，今天依然需要有甘于付出的情懷。中國未來的建設者們，需要鄉村教師的啟蒙。”臨退休前，譚澤光贈給兩位年輕同事一句話，希望他們能繼續堅守，把這所成立于上世紀70年代的村小辦下去。

　　在重慶市榮昌區銅鼓鎮高山村小學，下課鈴聲響起，學生們與譚澤光告別（1月18日攝）。唐奕攝

　　越貧困，離好的教育越遠?

　　“止血” 鄉村義務教育之二

　　“農村的學生去縣城，縣城的孩子去市里，市里的孩子去省城。”當農村地區進城上學成為趨勢，人們對此見怪不怪時，鄉村教育弱化對農民、對農村長遠發展帶來的不良影響卻被人忽視。

　　逃離鄉村學校，代價高昂

　　對大多數農村家庭來說，考上大學、進城工作、定居城市，是一條理想的人生發展之路。半月談記者采訪中發現，農村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并不比城市居民差。為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許多家庭不惜代價，送孩子進城讀書。

　　為孩子上學在山東鄆城縣買了房子的張女士，家庭經濟負擔不輕。為照顧孩子上學，張女士選擇成為一名陪讀媽媽。一家人的日常開銷，全落在丈夫身上。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資，刨去1500多元的房貸月供，再應付日常開銷后，就所剩無幾。

　　今年32歲的陳女士，有一個讀六年級的女兒和一個讀二年級的兒子。女兒跟著婆婆長大，幼兒園和小學都在村里讀，到四年級的時候，因為女兒成績太差，夫妻倆決定不出遠門了，就在武漢打工，將兩個孩子一并帶到武漢讀書，好好培養一下。

　　然而，由于村里小學沒有英語老師，女兒在武漢完全跟不上進度，在前前后后花了1萬多的補習費后，他們回到老家縣城，讓兩個孩子在小區旁邊的小學讀書，丈夫就近在縣城工業園區打工，陳女士陪讀。

　　完全依靠丈夫打工不夠維持生活，陳女士到當地鞋廠領來材料，在家里做，每個月能掙2000多元。陳女士說，縣城里有很多像她這樣邊陪讀邊在家里做手工的，“區別只在于是否在城里買了房”。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另外一些進城讀書，卻沒有家長陪讀的學生不得不寄住在校外輔導班。

　　“從幼兒園開始，父母就把我送進城里讀書。白天在學校讀書，晚上住在附近的輔導班。輔導班有八九十人，大多數都是從農村來的。”就讀于河南嵩縣城區一所小學的小曼說，輔導班每學期就要1300元。父母在家務農，每周只見一次面。日常生活遠離父母，她已經習慣了。

　　4年級的謝云龍情況與此類似。他老家在河南伊川縣農村，因為離嵩縣縣城較近，小學的時候，父母將他送到嵩縣實驗三小上學，晚上也是住在學校附近的輔導班，輔導班有20多個來自農村的孩子。“一年給輔導班交3000多塊錢，我們村有十幾個同學都在實驗三小上學。”謝云龍說。

　　劣勢積累，貧困學子趕超難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黃麗芬在今年春節返鄉調查時發現，城市化帶來的學生外流，從根本上影響了整個學校的教學生態，學生結構的轉變，使得鄉村學生陷入劣勢積累的漩渦。“留在鄉鎮讀書的學生，要么是家庭條件不允許，要么是成績特別差。”

　　一位語文老師無奈地說：“教了這么多年書，這幾年我算是見了世面，語文考不及格的學生越來越多，最差的只有20多分。因為沒有能力獨立完成作業，抄作業的現象很嚴重，膽子大的學生干脆抄都懶得抄。”

　　學生結構直接影響到教學質量。有老師總結，好中差學生結構不再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梭子形，而是“10+20+30”的水滴狀。好生不能通過帶動中間學生影響到差生，反而受到差生的影響，學生之間不僅無法自發形成“比學趕幫超”的學習氛圍，少量優生形成的競爭圈還時不時受到干擾。

　　由于受教育資源不均衡、教學條件落后、求學環境惡劣等客觀條件的制約，一些落后農村“讀書無用論”的觀念開始泛起。“家長知道自己孩子是個什么樣子，對孩子的成績根本沒有什么期望，他們把孩子送到學校就是希望老師幫忙管著，不要出事，也不要學壞，混到畢業就跟著一起出去打工了。”一位基層教師說。

　　“在農村，特別是偏遠地區、貧困山區和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子女就學的支出在農村貧困家庭生活支出中占比很高，而且優質教育資源不平衡，貧困家庭學生要實現趕超很艱難。久而久之，差距會越拉越大，上一代人的貧困可能傳遞給下一代。”在今年兩會期間，貴州省六盤水市實驗小學教師吳明蘭代表說。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教育欠發達地區和經濟貧困地區存在高度重合問題。“越是貧困的家庭，越難把孩子送到城區接受好的教育。農村學校的教學質量需要大力提升，否則脫貧的質量、脫貧的穩固性和持續性都將受到考驗。”重慶市渝中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君岳說。

　　教育鴻溝，加劇鄉村文明凋敝

　　在今年兩會期間，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委員關注了一組數據——據《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報告2017》顯示，2016年全國鄉村教學點有8.68萬個，遠不及1995年時19.36萬個教學點的一半。

　　分析其中的原因，既有城鎮化發展農村人口自然流失的因素，也有鄉村教育不受重視，不少學校難以為繼甚至直接被撤并的因素。曾君岳說，近年來許多地區為打造重點學校，對少數學校投入大量資金、人力、物力，人為地拉大了校際之間的差距。很顯然，重點學校一般都在城區，鄉村學校基本被忽視。

　　“重點學校由于在福利待遇上的優厚，使得優秀的普通學校、農村學校教師涌入重點校，重點校師資力量越來越雄厚，優秀生源也越來越多。農村基礎教育人才更加匱乏，普通學校越辦越弱，引發新一輪基礎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矛盾出現，進而形成惡性循環。”曾君岳說，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部分鄉村學校消失。

　　重慶市巫溪縣天元鄉是全市18個深度貧困鄉鎮之一。距離縣城2個多小時車程的天元小學是當地規模最大的小學，該校現有義務教育階段學生216人，還有幼兒園學生51人，全校學生中153人來自建檔立卡貧困家庭，110人為留守兒童，教師共21人。

　　該校一位老師說，學校師資力量方面目前配備不齊，音樂、體育等專業教師欠缺，住讀生床位欠缺，基本為2名學生共擠一張床。家里但凡有點辦法，都不愿意把孩子留在這里上學。

　　過去的農村學校，既是村里的公共教育機構，也是村里的文化與文明建設高地。如今，教育機會、教育資源的進一步分化和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則不僅導致農村人口的流失，更消磨了鄉村的精氣神。俞敏洪說，學生進城切斷了農村兒童與鄉村文化的傳承通道，進一步加劇了鄉村文明的凋敝。

　　補齊短板，不是沒有辦法

　　“止血”鄉村義務教育之三

　　教育之于鄉村的意義無比巨大。當下正在進行的脫貧攻堅戰，如果沒有鄉村教育的提升，即使脫貧，往往也是脆弱的，下一代因為學識和能力的限制，很可能繼續陷于相對貧困的境地;剛剛開啟的鄉村振興戰略同樣如此，如果沒有鄉村教育的有效支撐，人都留不住，其他還敢奢望?為鄉村義務教育“止血”，刻不容緩!

　　提高鄉村教師待遇疏解職稱“堰塞湖”

　　教師是優質教育的靈魂，當前鄉村教育的最短板恰恰是優秀鄉村教師的缺乏。為了讓鄉村教師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2015年6月，國家出臺了《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各地很快加以落實，取得了一定成效，鄉村教師的來源、待遇、培訓、職稱評審等都有所改善。

　　例如，山東省出臺政策規定，鄉村教師可在城里優惠購房，還可享受基層公務員津貼和交通補助;河南省近兩年多來，發放7億多元補助12萬名鄉村教師;重慶市實施鄉村教師崗位生活補助，平均補助標準每月279元。

　　不過，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鄉村教師待遇雖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尚不足以吸引優秀人才扎根鄉村教育，職稱評審雖有所傾斜，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晉升難、積壓多等難題，優秀鄉村教師流失問題依然突出。

　　河南省嵩縣偏遠地區鄉村教師每月最高可享受500元的生活補貼。申德智任教的佛坪小學位于伏牛山深處，距鎮區半個多小時的車程，他每周末才回一趟家，不僅得和自己的孩子分離，還得照看十幾名住校孩子的生活，工作量遠超城區教師。

　　“僅靠每月500元的補貼，不足以留住優秀老師，絕大多數老師還是會選擇城區學校。”申德智說，因為他老家就在佛坪，對這里有感情，如果沒有這份感情，未必能長久留下任教。

　　多位受訪的鄉村教師認為，鄉村教育需要奉獻，但絕不能僅靠奉獻。他們都希望國家能進一步加大對鄉村教師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在工資待遇、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給予更多保障。

　　和待遇緊密相關的是職稱評定。受訪鄉村教師反映，教師收入很大程度上同職稱掛鉤，因職稱限額評定形成的職稱“堰塞湖”，已成為他們的一大心結，極大影響了基層教師隊伍的穩定性和積極性。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教齡長達30年、退休時依然為中級職稱的“老中級”在基層普遍存在。山東鄆城縣隨官屯鎮初級中學校長馮自才說，學校自2015年以來，沒有獲得一個高級職稱或中級職稱的指標。

　　山東鄆城縣丁里長鎮中心校校長李冠璽等建議，教師職稱評定和待遇，也可仿照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或者，在現行職稱評價機制外，輔助設立一套以教師在農村工作年限為主的待遇評價體系。

　　“譬如在農村中小學獲得中級職稱，并繼續從事農村教育工作15年的教師，達到教學質量、師德規范等硬性要求的，可享受高級職稱待遇。”李冠璽說，這樣可有效緩解基層教師隊伍對職稱制度的焦慮與不滿。

　　建設農村寄宿學校優化教育資源配置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農村學校數量多、位置散、生源少，導致師資配備存在結構性短缺，很多農村學校雖然按照師生比已經超編，卻不得不實行包班教學，這是導致農村教育質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寄宿制學校是破解這道難題的有效途徑之一。2016年秋季投用的河南嵩縣思源實驗學校，是由嵩縣政府出資、香港言愛基金會捐助修建的九年一貫制義務教育公辦寄宿制學校，現共有2592名學生。

　　思源學校校長張慶民說，學校只針對農村招生，在校生中，約36%為各類貧困家庭的孩子，剩下絕大部分也都是家庭條件一般的農村孩子。

　　思源學校地處嵩縣城郊，教室寬敞明亮，宿舍整潔溫馨，軟硬件配備都不遜色城區學校。半月談記者實地走訪看到，這里的學生人手配備一部平板電腦，引入了先進的翻轉課堂理念，學生分組進行討論，課堂氣氛熱烈。

　　4年級的雷雅涵告訴記者，沒來這里之前，她跟隨父母在打工地就讀，學校各方面條件都沒法同這里相比。“一人一個平板電腦，可以和老師互動，住校也很習慣，爸媽特別滿意，可以安心工作了。”

　　山東省東明縣清華園學校是一所九年一貫制民辦學校。目前有82個教學班，在校生4000余人，教職工約260人，可面向全縣范圍招生，學生大多來自縣城周邊鄉鎮及鄰縣農村。

　　讀初三的單嘉雯家距離學校約20公里。“我家就在鎮駐地，要是在鎮初中上學，回家只需要3分鐘。”她說，小學六年級時來這里試聽了兩節課，覺得現在的學校更適合自己，就和父母商量了幾次，決定到這里來上學。

　　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相比非寄宿制的鄉村中小學，寄宿制學校生源足、師資優，不僅教學質量相對更高，而且解決了許多農村父母外出打工無法照看孩子的難題，受到很多農村家長及學生的歡迎。

　　基層教育工作者認為，加大寄宿制學校建設力度，變過度分散辦學為相對集中辦學，也有助于解決農村生源流失和農村師資結構性短缺問題。“農村學生流失和寄宿制條件跟不上有很大關系。”嵩縣庫區鄉中心校校長吳建芳說。

　　不過，資金短缺成為基層建設寄宿制學校的最大制約。嵩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當地一個300人規模的農村寄宿制學校花了3年多才建成。“按規定，一個鄉最起碼建設1到2所寄宿制學校，但建一所寄宿制學校最起碼要花上千萬元，縣里財力不行，難度太大。”嵩縣教育局副局長張勞吾說。

　　不少基層教育人士認為，資金分散使用造就了一批漂亮的空心校，學校建得很漂亮，就是沒有多少學生。他們建議，一方面，上級要加大對貧困地區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可整合投向農村的相對分散的教育經費，集中財力建更受歡迎的寄宿制學校，讓有限的資金用到刀刃上。

　　配合寄宿制學校建設，還要加大全科教師培養力度。多位受訪基層教育工作者建議，低年級學生可留在村小、教學點，配備全科教師包班教學，高年級學生可以集中到寄宿制學校分科教學，這樣既能避免低齡寄宿的負面影響，又能合理配置農村教育資源，最大限度提高教學質量。

　　普及互聯網教育手段彌補城鄉教育鴻溝

　　互聯網等信息化手段是彌補城鄉教育差距的重要手段。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不少貧困偏遠地區教育信息化程度相對落后，有些信息化教學設備也常常處于閑置狀態，因此，加強農村地區教育信息化建設顯得尤為迫切。

　　互聯網學習平臺滬江網于2015年推出了支持中小學公益課程項目——互加計劃，希望通過互聯網學習方式，實現優質教育資源在全國各地的共建共享，讓偏遠地區的孩子也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

　　國家級貧困縣、河南省盧氏縣有各級各類學校389所，其中199個教學點在大山深處。正是利用這一平臺，盧氏有力推動了區域教育均衡發展。

　　盧氏縣沙河鄉果角村教學點“校長”兼教師馬有才經過兩天的摸索，熟悉了互加網絡教育平臺操作，給孩子們開了音樂、美術課，這在他30多年的農村教學生涯里還是第一次。

　　教室里的大屏幕上，盧氏縣東城小學音樂教師趙珊珊正在直播兒歌“小青蛙”教學視頻，在馬有才的帶領下，班里的17個孩子在網絡這頭唱得不亦樂乎。“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55歲的馬有才說。

　　這種授課方式在盧氏縣已經廣泛推廣。該縣教師利用互加網絡教育平臺可隨時隨地直播、收看，進行觀課、議課。截至目前，盧氏縣已建起學科直播群20多個、學校直播群72個、學校學科直播群226個、學生及家長直播群188個，該縣199個教學點已實現了網絡課程資源全覆蓋。

　　嵩縣思源實驗學校也在好未來教育科技集團的助力下，通過互聯網技術打造雙師課堂，將“名師授課”與“實時輔導”相結合：好未來的主講老師，在幾百公里外的鄭州通過直播的形式遠程為許多班級同時上課，思源學校的輔導老師則結合主講老師的直播講授輔導班上孩子學習。

　　這種教學模式受到了學生廣泛歡迎。思源學校13歲的張林曼說，通過直播大屏不但可以聽鄭州那邊老師講課，還可以和他們互動。“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到大城市的教育，感覺很開心。”

　　滬江網首席教育官吳虹建議，在加強鄉村教育信息化建設上，一方面，要培訓鄉村教師，讓他們掌握互聯網教學技能，把先進教育技術應用到教學實踐中;另一方面，要為鄉村學校匹配合適的教育資源，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互聯網+教育”模式。

　　“越是偏遠地區的鄉村學校，越容易接受互聯網教育。”吳虹說，那里的師生充滿了求知的渴望，一旦互聯網技術被成功應用到教學實踐中，帶來的將是“從0到1”的飛速變化。（蕭海川李亞楠周聞韜）

【糾錯】責任編輯：徐宙超